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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瘟疫相关的15篇推文
发布日期:2022-06-09 14:28   来源:未知   阅读:

  编者按: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让人措手不及。世界各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疫中,复杂且艰辛。但相信疫情终将会结束,而生活还很长,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现本公众号整理出了往期推送的与瘟疫历史研究相关的15篇文章,希望能对你有所启迪。

  历史长河中,除了少许王侯将相,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面临灾害时,富人和普通人都可能会行善,很难说谁的目的更加单纯。富人行善常常强调救赎灵魂,希冀赢得声望;普通人行善常常是出于感同身受——社区中有人死于瘟疫,有人一贫如洗,很难坐视不管。然而,留存至今的资料,描绘前者的多,叙述后者的少。幸运的是,威尼斯档案馆中存有数百份16世纪末造船工人和水手群体留下的婚约和遗嘱。Iordanou 2015年发表于Economic History Review的研究“Pestilence, poverty, and provision: re‐evaluating the role of the popolani in early modern Venice”,分析了这些材料,她发现:真挚的情感和对美好社会的热忱,对关于嫁妆和遗产分配的决定有很大影响。通过普通人的婚约和遗嘱,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威尼斯平民的可能一面。让自己的家庭、自己所处的社区变得更好的愿望,也许是人类所共通的。

  目前已有一系列的研究关注特定人生阶段对个体福利的后续影响,如探讨儿童时期营养健康,或者学生初次工作的长期人力资本影响。2016年李丹和李楠两位学者在Exploration of EconomicHistory上发表的“Moving to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time: Economic effects on migrants of the Manchuria Plague of 1910–11”文章,则以中国近代史上的东北移民和大鼠疫为背景,研究移民所面对的不同环境对低端劳动力的长期影响。作者发现相较那些在鼠疫爆发之前或之后、或者搬到非疫区的移民,在鼠疫影响期间移到疫区的移民积累了更多的物质财富。本文是第一篇系统研究东北大鼠疫之经济影响的文章,对于移民和劳动经济学研究也有贡献。

  大规模流行性疾病的爆发会对城市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传统观点认为,疾病本身并不会对城市基础设施造成直接破坏,即使瘟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和外流,长期来看并不会改变城市内部贫富人口的分布,那些地理位置优越或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块,在疫情过后仍能成为繁荣之地。Ambrus、Field和Gonzalez(2020)三位作者挑战了传统认知,他们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Loss in the Time of Cholera: Long-run Impact of a Disease Epidemicon the Urban Landscape”研究了十九世纪中叶,伦敦霍乱对社区房价的长期影响,发现即使过去了一百六十多年,受到霍乱疫情影响严重的街区,房屋租金仍然明显更低,时间并没有抹去疫情对城市的创伤。

  疫魔可怖,经济踟蹰,增长多少、有无,何时光彩尽复?这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国家和地区热议的问题。百年前,如此考验,亦曾横扫全球:流感伴着战争,杀伤世界人口,惨染股市债市,向下冲决经济。当年事,或为今日师。于是,Barro等三位学者合作(2020)“The Coronavirus and the Great Influenza Epidemic-Lessons from the Spanish Flu for the Coronaviruss Potential Effects on Mortal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基于西班牙大流感时期的多国宏观经济数据,迅速地估算了疫情与战争各自对经济的即期与短中期(滞后一到两年)影响。简言之,疫情与战争对经济确有显著负面冲击,但大多不持久。

  Brian Beach等四位学者2016年发表在JEH上的论文“Typhoid Fever, Water Quality,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口普查、伤寒发病率和自来水净化数据检验了早期感染伤寒的长期影响,发现伤寒会显著降低未来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而净化自来水可以有效降低伤寒发病率。简单的成本分析显示:即使只考虑对降低伤寒的绩效,采取净水措施的收益也大于成本。这一结果为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

  人类何时和为何会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实现了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一直是令众多学者着迷的研究课题。一般认为工业革命是关键的起点和原因。然而,历史没有飞跃。现有研究表明,早在工业革命前欧洲收入水平就有显著增长。Sevket Pamuk(2007)在“The Black Dea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across Europe, 1300-1600”一文中,利用最新搜集的关于工资、城市化等方面的数据,说明了18至19世纪初欧洲的许多经济特征可以追溯到黑死病所导致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变化。黑死病的爆发对人口造成外生冲击,带来农业生产率、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结构等的“创造性破坏”,人均收入增加,工业化进程加速,从而使欧洲经济走上了一条高增长的道路。

  为什么犹太人在黑死病时期会遭受大规模迫害?什么因素导致了少数群体遭受迫害?Jedwab, Johnson和Koyama (2019)的文章“Negative shocks and mass persecutions: evidence from the Black Death”,估算了1347-1352年黑死病时期城市死亡率和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给定死亡率冲击的条件下,如果犹太人经济地位较高,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大,迫害事件发生的概率将会降低;而如果某地阴谋论盛行,如认为犹太人是瘟疫的罪魁祸首,迫害事件将更有可能发生。

  古代欧洲,商人一向是毁誉参半的角色。为什么?无论是中世纪哲学家,还是17世纪的医者,他们都注意到了商贸与流行病的密切联系:不早不晚,疾病恰好在商船来临的季节爆发。气候的变化和城市的氛围,都解释不了这一“巧合”。商人从东方运来救饥的大米和闪耀的奢侈品,也招来无形的“死亡力量”。不理解流行病学的时人,归之于商人受了诅咒,或因短斤缺两遭到了天罚。疾病随商贸传播,而现有的关于欧洲中世纪贸易的定量证据又相当有限。既然如此,有无可能以黑死病传播的数据,推断当时的贸易格局呢?Borner和Severgnini(2016)的研究“Epidemic trade”首先做了这方面尝试。

  为什么非洲在历史上人口密度低、土地丰裕?Marcella Alsan于2015年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The Effect of the TseTse Fly on African Development”文章,就非洲一个重要而独有的生态特征:采采蝇(TseTse Fly)的存在,是如何对非洲历史上技术采用差异、农业、人口密度以及制度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做了开创性的经验分析。本文的研究表明,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流行疾病除了人体疾病如疟疾等外,动物疾病也是一个重要来源;而非洲经济发展落后除了殖民时期遗留影响外,殖民前历史上采采蝇导致的制度差异尤其是政治集权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民族由具有相似遗传特征的个体组成,这些个体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及族群认同。尽管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民族多样性在国家、地区和个人层面对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探讨民族多样性根源的文章却并不多见。非洲是研究民族多样性的极好素材。Cervellati 等三位学者的工作论文“Bite and Divide: Ancestral Exposure to Malaria and the Emergence and Persistence of Ethnic Diversity in Africa”,正是从流行病学角度研究了非洲种族多样性的起源。他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由于严格控制聚居人数或限制迁移能够有效限制病原体的传播,疟疾疫情频繁的地区更容易产生倡导行为隔离的社会准则,许多规模小、在地理上隔离且封闭的民族应运而生。此外在疟疾肆虐的地方,同族婚姻率会更高。这是由于某些基因遗传病可以使人对疟疾的抵抗力增强,而同族通婚能有效地保证抗疟疾的免疫基因不被稀释,提高族群在疟疾下的存活率。

  近年来世界银行通过多种方式对非洲地区进行援助,涵盖了减贫、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民生项目。然而,数额庞大的援助并未使现代医学在非洲得到良好的发展,许多当地的居民因对现代医学持有怀疑态度而抵触医疗援助。这个现象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解释,Montero 和Lowes 在他们的工作论文“The Legacy of Colonial Medicine in Central Africa”中提供了历史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上世纪法国政府在中非地区开展的失败的卫生普及运动给如今非洲居民对待医学的态度带来了长期影响。

  根除疟疾是否会显著地改善人们生活呢?Cutler等五名研究者于2010年在“Early-life malaria exposure and adult outcomes: Evidence from malaria eradication in India”一文中,通过印度1987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消灭疟疾没有显著提高人口的教育。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教育与工作之间的权衡所致。疟疾消灭之后提高了人们的劳动力,人们宁可去打工而不是上学,这也导致了男性收入的上升。测算结果还表明,虽然消除疟疾可以带来一定程度收入的提高,但是并不能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人力资本(包括健康、教育水平、工作经验)是人们创造收入的重要基础,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中,健康又尤为重要。因此,很多经济学家研究疾病对健康和其它人力资本的影响。这些研究中,有一批文献关注婴幼儿时期受到传染病的影响是否会对他们成年之后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Martin Saavedra 2017年发表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上的“Early-life disease exposure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The impact of yellow fever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一文是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19世纪美国南部港口城市黄热病的传播流行为切入点,探讨婴幼儿时期健康环境与疾病接触对成年后职业地位的影响。

  信息上通下达,自古不易;当灾情来临,这一困难更加凸显。从历史角度出发,探讨收集地方信息的策略,以及不同策略的影响,仍有当代意义。基于东德大量档案的量化分析,Hilbig、Hans和Sascha三位学者在“Information Gathering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Disaster in the GDR”文中初步阐明:首先,中央政府既倚重公民自愿上书,也倚重自身的情报机构。灾时,政府加强后者以替代前者。其次,这一点没有激化更多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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